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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他们一起追“星” 当科学家可以有多酷******
王应睐：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
王应睐(1907年-2001年)，著名生物化学家，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他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作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63年他担任人工合成胰岛素协作组组长，坚持组织一支精干的队伍，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人们以中国生化先驱赞誉王应睐，他却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前所长李伯良回忆到：“有一次，我们把一个很好的喜讯告诉他，他淡淡地一笑。我们还告诉他获得了100万元的大奖，他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这是社会的钱，应该很好地对社会用，尤其对我们祖国的生化事业。’”他曾说，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月婷整理)
张香桐：搞科研要有“仙人掌精神”
张香桐(1907年-2007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神经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国际上公认的树突生理功能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针刺麻醉机制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被誉为2000多年来对神经生理科学发展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
张香桐常自比仙人掌，他说：“仙人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长、开花。它不怕干旱酷热，牢牢扎根在瘠土、砂砾中，坚忍不拔，生机勃勃，不时绽出艳丽芬芳的花蕾来。我认为搞科研工作也好，搞其他任何工作也好，要做出成绩来，就要有这种‘仙人掌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个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可以找到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他自己也像仙人掌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都能开展工作并有所成。
吴自良：做科研“急不得”
吴自良(1917年-2008年)，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新中国合金钢体系建立的开拓者，领导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的研制，为原子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0年已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的吴自良，仍继续着自己的科研事业，他的学生谢晓明和陈廷国在高温超导体微结构实验中收获了漂亮的结果，大家都急不可耐，想要先发表一篇文章。吴自良却笑着回复：科研成果从习题变成论文，还需要一个过程。没想到，这个过程长达几个月。1989年文章才终于发表。多年后，已成为本领域顶尖专家的学生无比佩服老师当年的治学精神。截至2021年7月，这篇论文已经被国际学界引用多达178次，是当之无愧的高被引经典研究成果。
黄耀曾：做研究要有三个口袋
黄耀曾(1912年-2002年)，中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工作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有重要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化学奖。
黄耀曾经常对身边的同事和学生说：“做研究要有三个口袋，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应用研究；三是人才培养。”黄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和蔼可亲，他对研究生循循善诱，时常以亲身的经历和科研体会来教育和引导学生。他培养的学生总数不多，部分学生如周其林、谢作伟、唐勇等近年当选科学院院士，部分学生成为知名企业家。黄先生曾在诗中深情地写道：“心血甘抛铺作路，好教后学步青云。”
你眼中的“酷”是什么？
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听着掌声响起来或许是一种；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争金夺银或许也是一种……而在中国科学院一群青年科学家的眼中，“酷”还可以是功成不必在我，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国有所需必有所应，是研制的“星船弹箭”发射升空闪耀苍穹，是身处暗夜却依然能化为星光照亮前路，是愿意一辈子守在微观的世界里探索未知的广袤……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在2023年新春到来之际，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哔哩哔哩共同推出“中国青年说·科学家精神”特别节目，首期邀请了四位不同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回望科学长河中星光闪耀的时刻，眺望远方的精神家园。在他们的讲述里，科学家精神化为万千载体融进了日常，是星空中熠熠闪光的名字，也是实验室里泛黄的笔记本，是雕刻在必经之路上的所训，也是手中研究了几十年的RNA分子……
观星：学霸眼中的超级学霸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我们熟悉的星空之中，有不少以中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它们在既定轨道上遨游，永远闪耀苍穹。这其中，有张香桐、王应睐两个名字，它们就是此次节目中青年科学家要追的两颗“星”。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毅说，在实验室休息间隙，他们会聚在一起聊这些闪亮的名字，讲讲老一代科学家年轻时的传奇故事。在这群年轻学霸的心里，也有着各自的学术“偶像”。
因为留过学，李毅格外关注“先生们年轻时掀起来的‘归国潮’”。
“新中国刚成立时，有的先生放弃了优渥的薪资，排除万难归来，也不求青史留名。他们中有的需要辗转万里绕道数个国家，有的需要借学术会议之名才能脱身。”李毅的“学术偶像”——我国脑科学的奠基人张香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那一年，面对一些发达国家的封锁，张香桐留下多年存款和大量藏书，先去丹麦哥本哈根做学术报告，再转道芬兰，滞留大半年的时间才等到去苏联的签证，后来经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才顺利归国。
李毅觉得，当时张先生抛开所有的“身外之物”毅然回国的样子很酷，“他的个人用品只带回了一台打字机，一件风雨衣，但神奇的是，在友人的帮助下各种先进的电生理实验设备却带回了六大箱，这为当时在一穷二白环境里开创中国脑研究的天地注入了强心剂。”
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苟兰涛的手机相册里，珍藏着老科学家王应睐先生30多岁时在剑桥大学做生物化学实验的一张照片，“每次想起王先生出国留学做生化研究的初衷，我都会感动。”
苟兰涛不止一次地查阅资料了解过当年的细节：“王应睐先生刚开始研究的是工业化学，直到22岁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得了肺结核。他发现，很多基层百姓都和他一样得过这个病，死亡率很高，当时王先生就下定决心放弃工业化学，改学生化。”
“于是10多年后，王应睐成为我国第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如愿归国开启了科研生命的黄金时代，布局了新中国的生化研究，成就了新中国最著名的一项生命科学成就——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苟兰涛提起这项成就时，眼睛里闪着光芒。
他从书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泛黄发旧的笔记本，封皮用牛油纸装订着，上面简单用钢笔手写着“胰岛素化学合成资料”九个小字。当苟兰涛在展览馆里发现它时感觉“如获至宝”，“可太珍贵了，这可是牛胰岛素合成的第一手资料！”
“很难想象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王先生能让我国的生化学科‘跳级’式成长，取得震惊世人的成就！”透过时光在实验记录本上留下斑驳泛黄的印迹，年轻的科学家们看到了何为“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先生们的“酷”又不止于此。在载入史册的成就背后，老一代科学家们选择了“隐身”。
“在牛胰岛素合成相关的奖状和论文成果里，我们竟然找不到王先生的名字，众所周知，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重大科研攻关中，王应睐是协作组组长。但他始终坚持不在任何一篇相关论文中署名。”苟兰涛记得曾听自己的老师们说过，“王先生经常教导学生们，科学家需要相互合作、相互协作解决科学问题，不能为了名和利去做科研。”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是许多科学家的专属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化为了王应睐常提的“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去探索”，化为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吴自良口中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成为每一个上海微系统所人的精神基因和人生格言。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吴自良是上海市唯一的受勋人员。在荣誉面前，吴自良表示功劳属于大家。他把奖状复印后分发给每一位参研人员，最后把重达1斤的金质奖章交给研究所。
追星：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即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青年科学家黄海丰经常和同事们谈论起1958年所内开展的那场“三天三夜大讨论”。
彼时，为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时任有机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的边伯明同志和时任上海分院办事处主任的王仲良同志，组织有机所的科研骨干开展了著名的“三天三夜大讨论”，以此明确认识、统一思想，引导科研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
随后，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先驱者之一黄耀曾带领黄维垣、袁承业、徐维铧、丁宏勋、刘铸晋等全所三分之二科研人员，放弃了自己已耕耘多年的钟爱领域，毅然接受“两弹一星”有关任务，从事国防先进材料研究。
事实上，黄耀曾多次按国家需要转换研究方向。在接到高能炸药研制任务之前，他已经开始了对金霉素全合成的深入研究，并积累了大量宝贵数据。用黄耀曾自己的话讲，突然让他放弃手上的研究，“就好像死了一个儿子”。正是忍着这份痛，黄耀曾全力以赴，经过3年多的不断探索所研制的高能炸药通过层层严格筛选，最终在核武器上得到实际应用。
在一次全院大会上，钱三强紧紧抱住黄耀曾，激动地说：“感谢有机所的工作，使我国原子弹的爆炸提前了一年。”
“在黄耀曾先生高能炸药的研究基础上，我们继续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新一代高能炸药的研制。每当研究中遇到‘急难险重’的难题，特别是在做那些具有极高爆炸危险的高能炸药合成等实验时，我总会想到那场三天三夜的大讨论，想起黄先生等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境界，激励着我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2022年秋天，在上海有机所举办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黄耀曾攻关突击队”授旗仪式上，黄海丰作为攻关突击队所在的重点实验室党支部书记表态道：“我们必将接过先辈们的旗帜，不辱使命，全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为满足国家需求、建设国防事业贡献出我们有机所人的力量！”
对这些青年科学家们来说，“追星”的方式大都与科研攻关有关，在对科学的探索中与老一辈进行“跨时空的交谈”，用实际行动履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用奋斗用成果让自己的表态“掷地有声”。
在李毅的办公桌里，珍藏着一本《脑研究的崎岖道路》，扉页里有作者张香桐的亲笔签名。书中，张香桐记载了不少研究成果和心路历程。
这本书读久了，李毅仿佛亲眼看到这样的场景：张先生即便年近六旬，但为了取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却依然“以身试针”，在身上扎了数十根针长达一个多小时；李毅也好像亲耳听到那段经典对话一样：张先生的保姆问他“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张先生笑着说：“以我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吗？”
李毅还记得自己初到研究所时，总能看到或听到张先生的这句名言，“刚开始心里觉得这是一句‘大话’，因为疼痛研究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攻克。”但深入了解实验的前因后果之后，李毅深感震撼。
他也开始尝试给自己针灸，感受到的是“轻微的刺痛”，复杂的感受在于运针，他记得书里清晰的字眼描述：“在运针的时候需要捻，是一种酸、麻、痛、胀，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感受。”他经常想象张先生在手术台上经历60根针的运针后叠加在一起的那种酸麻痛胀，也经常想象张先生在实验室里解析成功针灸麻醉镇痛机理的那份喜悦。
如今，李毅仍在延续着张先生关于感觉和运动的部分研究工作，“当了解张先生的故事后，研究的信念和使命感更强了。”
“先生们几十年前铺下的路，我们还在一步步往前走，解决一个个科学问题。”苟兰涛时常觉得幸运，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想一直研究的方向——核糖核酸(又称RNA分子)，“王应睐先生和其他老科学家一起，首次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随后王先生还提出了未来关于核糖核酸的研究方向，很荣幸如今自己还能以RNA分子为研究对象，继续深入地进行探索和研究。”
传承：有先生引路便有后生可畏
这些青年科学家在提起老一代科学家时，似乎很少用“前辈”这样的称呼，更习惯用“先生”“老师”“教授”这样的字眼。他们形容这是“习惯”，“科学不需要论资排辈，探索之路永无止境，有先生引路，便有后生可畏。”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把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放在一起统筹部署、集中表达：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黄耀曾是化学界有名的诗人。他的诗作中有这样的诗句：“心血甘抛铺作路，好教后学步青云。”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育人都被视为科学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浩记得，吴自良先生曾带领科研团队，进行了一项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研制工作，当时的研究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也就30岁左右，“无论是我们的前所长邹世昌院士，还是所里现在经常能碰到的老师，当时都在吴先生的研究组里，那时候都才20多岁。”
来自各方的60多名科研人员不过30岁上下，他们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对外信息，连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为匮乏，因为整个国家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但是这个年轻的群体日夜鏖战，在吴自良的率领下于一片空白之中奋力探索。
代号为“真空阀门”的工作就是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安装心脏。所谓原子弹的心脏是什么呢？是一种叫作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原件。这个原件可以将铀235和铀238这一对同位素分开，提炼出高浓度的用于发生核裂变反应的铀235，所以它被称之为原子弹的心脏。吴自良团队卓著的科研成果使得我国成为掌握这项技术的第三个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美国和苏联。
后来钱三强评判说，吴自良团队的甲种分离膜比美国和苏联的还要纯。言下之意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因为吴自良等科学家的贡献而有着一颗更为强劲的“心脏”。
如今，李浩所在的团队仍延续着吴先生的研究。“我们现任的所长(谢晓明)是吴先生亲传的学生，他做事的风格、写论文的风格也和吴先生很像，是出了名的细致严格，小到标点符号，大到篇章逻辑，都会认真审阅，逐句推敲。”李浩说，严师出高徒，正是老一代科学家们的言传身教，才不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舞台上发光发热。
时移势易，但精神一脉相传。在这些青年科学家眼中，目前手里所做的科学研究依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在传承并弘扬老一代科学家的荣光。
在苟兰涛看来，RNA分子本身就是非常酷的研究对象，“在我们身体中，编码蛋白质的这些基因，只占到基因组的2%，其他98%非编码区域都是一些暗物质，而各种类型的RNA分子是暗物质的重要产物，但它们的功能却不是完全清楚，很值得继续研究下去。”
而对黄海丰来说，“星船弹箭”都是他的研究方向，是拓展无限可能的舞台，“星就是卫星，还有飞船、导弹、火箭。最近我们就研究出了可以应用在新一代载人飞船返回舱的绿色无毒单元液体推进剂，未来大有可为。”
李浩目前正在研究超导单光子探测器，他们研制的探测器的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不久前所研发的上百个器件也在光量子计算上得到了应用。而让李浩觉得最酷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真正自己做的东西，用到国内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上。”
最近，李毅所在的研究团队则忙着绘制大脑的地图，“我们知道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即使是一个脑区绘制出来都会像森林一样。再经过10年左右，这些研究成果也许就可以大规模地应用到临床，例如能够帮助那些瘫痪的病人重新站立甚至行走。”
李毅很高兴地看到，一些突破性的科学成就背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中有的人年纪轻轻就能“挑大梁”，“比如最早出来的两只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就是我们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刘真参与主要研制的，当时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小岛上，用比较短的时间就攻克了这个国际难题，这难道不酷吗？”
科技星光，熠熠生辉。百年信仰，永世传唱。
这群喜欢仰望星空的青年科学家们相信，以后会有更多更年轻的科学界新星出现，不断用科研成果璀璨未来、惊艳世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月婷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戏剧2022：走出“讨好型人格”？****** 闫小平 在2022年很多个演出暂停的日子里，不少演职人员仍然在排练厅、剧场里孤独地蹬踏，没有全部打开的灯光下，看得到地面扬尘细小，时时扑起，像北京刮风的冬天微缩在这群人的脚下。在心情烦闷等待改变的时间里，每一日都是这样的冬天，每个人都有过狼狈的笑话，但在改变真正来临的时候，却充满着一种未知的气息。 过去的一年像一根被拉开的皮筋，时间缓慢地被展开，当皮筋突然被恢复原状，会有人被弹痛得猛然惊呼。但这种疼痛简直不能被称为疼痛，那一声惊呼并没有什么意义。剧目一定会越来越丰富、观众的选择会越来越多，就像冬天结束后的大风，微尘、混乱、恐惧都会被压低，在天地都光秃秃一片的混沌中，钟声继续、灯光亮起。
《两京十五日》王晓溪 摄 从某方面来说，2022年的结束，也是剧场这几年一种常态的终结，但剧场面对的并不是一键重启。也有人说，正是这几年外国剧目的缺席，使国内剧目过上了“风光”的日子，这话是有些过于极端了。这几年的演出不断遭受疫情暴击，困境中仍见不断有剧目诚意地与观众共度时光。前后两种不同的外在光彩和内在光亮，于交错中，到底见出不同。 经市场努力多年，不同戏剧形态有了更清晰的观众画像。但在市场艰难的2022年，难免有制作方前仆后继生起引流之心，然而结果往往并不如人意，两两错愕、一别两宽已是最好结果，很少有类型化、垂直化的观众愿意走入制作方所想象的“更开阔或更细分的剧场”，所期待的“观众增量”，自然也是镜花水月。 除了制作方，创作者也不无迷茫。近年流行一个词“讨好型人格”，“如何克服讨好型人格？”的回答得到几十万高赞，都以不同心态逐条对照特征，拍腿直道：“这不就是我嘛！”其中有痛下决心修正性格者，也有揽镜自怜发嗲发痴者。戏剧作品也大有此趋势。作品都是创作者人格的影子，如果年来“讨好型人格”遍地，不可避免创作者中强硬到底、自我到底者日少，以作坊之力，毕工业化之功者日多，试图弥合或者放弃差异，以令观众满足为自己心意，善哉。 但戏剧说到底，总该出现一些在“美好浓情”之外，奇凸崛愣却仍然美好、浓情更浓的事物。观众愿意花数倍于其他文化产品的价格走进剧场，最应该得到的是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戏剧是人心的自觉，是人对世界的自然反应，台上之心如清水见石，台下亦在波漾之中，是剧场至美时刻。心心念念于观众想看什么的人，不如问问自己，你想和观众说什么？ 过去一年，做戏者不易，看戏者也不易，以下聊的只是自己看的少部分而已。 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咱们自己的剧院 以老派强硬的实验姿态行走在主流世界中，用幻觉般的乐声、光影、奇景把观众卷入其冷峻的思考之中，这就是易立明导演留给观众的印象。在他这一代导演中，他享受独行，随意漫步，毫无不安之感。 2022年，易立明担任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院长、艺术总监后，却一改往日冷峻之姿，态度如剧院墨绿大门一样沉稳温和，不厌其烦地向媒体阐述剧场和个人、街道、社区、城市的关系，渴盼自己能为观众提供友好邻居一样的关系，并为此而感到满足。“咱们自己的剧院”一语，难得地寻回了艺术的温度感，也令中心成为北京2022年最受关注的新剧场。
《科诺克医生》 但回归导演工作，易立明个性不改，他2022年最令人关注的当属“医学三部曲”，率先推出的《科诺克医生》《我是哪一个》分别用法式喜剧、英式客厅剧的不同方式，内窥镜术般地，将医学题材演绎成对权力系统的观察，甚至试图提出人挣脱权力关系的可能性。 《世界旦夕之间》《两京十五日》：小剧场导演稳步商业剧场 李建军和赵淼都是小剧场成长起来的导演，在2022年沉稳步进商业大剧场。 旧电影搬上舞台一度也是热门之选，但多为情感怀旧的商业制作，倒没想过李建军也做此选择，而且用即时投影、绿幕抠像和预录影像等技术，去包裹上世纪70年代对于今天的幻想。这难免有过时之虑，并不讨好。但李建军用嵌套的形式，通过设计叙事使文本更具意义，把一部电影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剧场作品。《世界旦夕之间》和李建军之前的作品相比，相貌更稳重，但情绪是连贯的，仍在歌唱着普通人劳作的世界和劳作之下的隐秘暗影。 《两京十五日》是开发IP一脉的余热，也是2022年剧场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部IP戏。版权方拆掉高志森的三面LED，掉头180度，请来以肢体成名的赵淼导演，把方向重新拉回剧场。虽然原著党不满原作变得零散，但对于如此长篇幅，且要保全完整故事满足非剧场观众的IP开发，赵淼以意象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佳选择。 黄盈《我这半辈子》易烊千玺入职风波 黄盈直到2022年才排出了《我这半辈子》，讲述老舍的故事，却处处见出黄盈自己。很多台词如果是黄盈本人来说，也毫不违和。在剧的结尾，黄盈虚构了一场常顺（老舍）与父亲在鬼门关相见的戏。父亲没有抚养过常顺，却通过鬼门关前的一句话成为了常顺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下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这样面有愧色。”这种典型的父亲形象，出现在老舍背后，其实是黄盈想要通过《我这半辈子》传递的一份观念：“我觉得人人都有一个终点，你永远无法预料自己是怎么结束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当终点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做到‘不会面有愧色’地走过去。”
《象棋的故事》 《我这半辈子》讲述了老舍前半生的故事。据说，老舍后半生的一部名著本来有望于2023年排演，主演是传出入职风波的易烊千玺。明星入职国家表演艺术团体，多年来常引起争论。从赞叹明星热爱舞台到抨击明星占用体制资源，也是2022年发生的转变之一。其实观众并不低估明星对舞台的尊重，背后更多的还是年轻人对于个人机会减少的焦虑，对于艺术在艰难生活中必需性的怀疑。 韩语版《骆驼祥子》接受度高各国文化中心放映迭出大招 不少观众看戏（我经常也是），总忍不住要问“好人坏人”，希望能锚定眼前的世界。但看老舍作品往往难以如此，因为老舍笔下的故事，尤其是《骆驼祥子》，和我们贴骨贴肉，我们很少会问自己——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韩国导演高宜雄的《骆驼祥子》却能满足观众“明辨好坏”的需求。正如剧中特有的夸张的台词方式和表演动作，韩版《骆驼祥子》并不把观众在绝望和希望中来回拨弄，而是用一种极为日常感的方式引出满场笑泪。 韩版《骆驼祥子》是通过高清放映的方式和观众见面的。在外国剧目缺席的最后一年，各国文化中心的放映在线上线下持续发力，俄罗斯文化中心线上免费限时观看圣彼得堡戏剧季后，又推出契诃夫之夜活动，“卷”得要命。英国国家剧院的《初步举证》趁着新鲜热辣就“来了”北京。法国文化中心纪念莫里哀诞辰400年活动的放映，让北京观众领略了那种传统得几乎乏味、但实际非常扎实的法国喜剧，彰显了剧作本身的魅力。
《我这半辈子》 李晏摄 鼓楼西的独角戏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 2022年，独角戏重新引发关注。鼓楼西剧场先是推出三部“独角show”，然后策划“独角戏戏剧节”。在炎热夏天，《一只猿的报告》《象棋的故事》《吉他男》带来了一股静气，足令人清凉。处于那个时刻的几个戏剧人与其说是占据了一个转折时空上的立足点，倒不如说他们在一个刚刚成型即将消失的世界里，哪怕片刻，也要站立。 演出行业在经历了三年的直播、线上等方式之后，科技艺术节在2022年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更多关注。但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在科技+艺术的主题下，一直把对自我身份的探讨作为重点，每部戏既有科技运用于剧场的试验，也有剧场人在当下社会自我发展轨迹的投射，唤醒的是科技设备中，人的自我意识。这种科技烈然有声向温柔无声的过渡，悄然印入了大时代更替的痕迹中，再一次具有了一种符号的意义。 闫小平，青年剧作家，戏剧导演。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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