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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海外 同庆新春******
坚守岗位执行维和任务，组织写春联、贴福字、剪窗花等迎春文化活动，与当地民众一起包饺子品美食……新春佳节之际，很多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恪尽职守，促进文化交流，维护世界和平。请跟随本报记者的脚步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春节故事，感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相融相通。
居住在西班牙的自媒体人湛子良——
让“东方美感”可意会也可言传
本报记者 颜 欢
除夕清晨，湛子良(网名大米良)站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性建筑巴特罗之家的阳台上远眺。眼前，深黛色的天空尽头泛起淡淡的金黄——太阳即将升起。巴特罗之家灯光师阿尔伯特跨入阳台，躬身扳动一个按钮，和湛子良确认道：“R255、G0、B0，对吧？”确认完毕，一道红色光束随即“啪”的一声打在巴特罗之家外墙上，和远处的朝霞相映生辉。
自2019年起，每逢中国春节，巴特罗之家都会在外墙点亮中国红，今年也不例外。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红”是一个极具仪式感的颜色，可它究竟是哪种红色？当初巴特罗之家的技术人员问起时，身为巴特罗之家大中华地区项目落地执行人的湛子良也拿不准。经过一番研究和反复求证之后方才确认，“R255、G0、B0”是LED灯光对应的“中国红”参数，“C0、M100、Y100、K10”是电子海报要用的色彩，印刷品则采用潘通色号中的186C……在这个过程中，湛子良意识到，讲述中国故事时，“东方美感”不应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何准确、详尽地向西方人展现中国美，“是个重要的大课题”。
湛子良曾是一名文字记者，在传媒行业已经工作了10余年。来到西班牙以后，他希望利用所学专长，结合当下流行的新媒体方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点有趣的事。“文化交流有时要从很基础的工作做起，比如西班牙是一个博物馆大国，若能通过制作短视频，介绍该国博物馆和其背后的故事，帮助中国受众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历史和文化，这就很有意义。”凭借着唯美的画面和细腻的讲解，这几年，湛子良的视频作品很受欢迎，他的个人账号在社交网站上收获了150万粉丝，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使命感也更为强烈。
“2022年，我在先锋艺术家安东尼·塔皮埃斯的塔皮埃斯博物馆采访时，馆长努利亚曾表示，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魅力也随之向外不断释放，但单纯展示‘中国符号’难以达到真正的传播目的，必须要深入展现中国文化的‘肌理’，才能让外国受众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回忆起这次谈话，湛子良感慨，“这让我感受到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好奇，以及在文化交流这个主题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迎接新年中西长跑、春节庙会、华人春晚……这个春节，湛子良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场新春相关活动。“祖国的不断发展让我们自豪，也让我不断思考，如何做得更好？”湛子良说，今年，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学习中国艺术史，“只有自己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文化，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让更多人认识中国的美。”
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
“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闫韫明
在刚果(金)东部边境城市布卡武城郊，循着一条装点有各色彩旗的小路向前，不久便能看到“中国半岛”4个大字。高高扬起的联合国旗帜和刚果(金)、中国两国国旗所在之处，就是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的驻地。驻地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标语格外醒目。
春节将至，中国半岛营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中国结、福字、春联、灯笼……走在军营中，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味扑面而来。即便正值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营地里，许多战士仍像往常一样在外执行任务，坚守工作岗位。
“今天主要有两项任务，首先是这个方向十几公里路段的修筑……”在距营区半小时车程的卡乌姆地区，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身着迷彩服，头顶蓝色盔帽，指着手中的地图向身旁的军官布置工作。一队士兵已开始用力地用铁锹进行挖掘工作，不远处还有几个当地孩童正在好奇地张望。
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去年9月抵达任务区，目前共有174人，全部来自西藏军区。除了驻扎在布卡武的半岛营区，还有两支分遣队在乌维拉、巴拉卡等地执行任务。4个多月以来，分队已先后完成9项工程任务。
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分队队员每周还会到营地附近的村庄，为当地村民教授中文，这是多批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一直以来的传统。如今，许多当地青年和儿童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些人还入职了当地中资企业。看到中国官兵过来，村里的孩子们热情地围上来，朗杰次仁笑着与他们打招呼，熟悉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中文名字，“他们是我们分队很好的朋友、邻居。”
对有着31年军龄的藏族军官朗杰次仁来说，春节无法与家人团聚，在工作岗位上过年已是常事。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很想念远方的家人，但很快又笑笑，“坚守岗位，这是我们军人应该做的。”
在海外过年，朗杰次仁还是头一回。今年春节，分队邀请了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司令和友军负责人共同庆祝，还设计了游园、品美食、写春联等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活动，希望能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喜悦传递给外国友人。
进深山、钻密林，修道路、建桥涵……“身处非洲大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地群众、友军官兵对中国的信任和认可，也更加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不畏惧、不退缩，勇挑重担、不辱使命，全体官兵都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不负祖国重托，再接再厉，圆满完成维和任务。”朗杰次仁说。
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
让美食成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孙广勇
鲜香麻辣的藤椒鱼、肚大皮薄的三鲜饺……除夕夜，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春节联欢会在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举行。9个专业厨房工作间同时开火，来自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泰国东北部高校的中泰师生近百人齐聚一堂。大家纷纷大显身手，做起拿手的家乡菜，现场香气四溢，一片欢声笑语。
这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在泰国度过的第三个春节。今年，他和孔敬大学教师翁威瓦一起制作了可口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和清甜的银耳桂花汤。为什么选择白菜馅？耿军笑着对在场的泰国师生解释：“用中文讲，白菜谐音‘百财’。愿大家新年如意！”
泰国华人素察非常喜爱中文和中国文化，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各种文化活动的“常客”。今年的春节联欢会他也早早到场，“这里的年夜饭让我非常满意。每次和中国老师们在一起，不仅能品尝中国各地的美食，还能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年文化’。”素察说。
“中国美食是中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也是中泰文化交流合作的连接器。自2017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落成以来，中国美食文化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美味的中餐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耿军介绍，“到孔子学院吃年夜饭”已经成为很多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和泰国民众不约而同的选择。
每年过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的泰方员工瓦拉帕都会和中国老师们一起买年货、挂灯笼、贴春联、准备年夜饭。“和中国同事一起，像家人一样做丰盛的中泰美食，让我感到特别幸福。中泰一家亲，已经深深扎根于两国民众的心中。”她说。
甘提塔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泰高铁汉语培训”项目学员，他也专程赶来参加活动，向教过自己中文的中国老师拜年。许久未见的师生拥抱在一起，不时拿起手机拍照留影。他说起自己的新年愿望，“希望中泰高铁能够早日建成通车。到那时，中国的麻辣火锅和泰国的冬阴功汤之间只是一个朝发夕至的距离，泰国的稻米、木薯、甘蔗等农产品也能更多地销往中国市场，摆上更多中国消费者的餐桌。”
团圆贺岁、迎新纳福，中泰师生沉浸在浓浓的中国年味之中，以食会友，两国民众的心也越走越近。
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
“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于 洋
组织“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联系场地和嘉宾，布置会场，安排演出流程……每年春节都是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最忙的日子，用文化中心员工的话来说，时常忙到“连家都顾不上想”。
“春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它是关于家庭、亲情、团圆和祝福的节日。我们希望向匈牙利民众传递春节的温暖。”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说，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春节的很多活动都是线上举行，今年文化中心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与匈牙利多个文化机构合作，打造了一系列有趣味、有年味的春节庆祝活动，推广中国的春节文化，传播中国春节背后的文化内涵。
除夕前夕，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匈牙利兔年邮票发行仪式，吸引了大批当地中国文化爱好者。“自从匈牙利开始发行中国生肖邮票以来，我就开始收集相关邮票，至今已经有10年了。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了解中国的生肖文化和其背后的美好寓意。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去中国，亲身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魅力。”匈牙利邮票爱好者埃里克斯说。
今年是金浩在布达佩斯度过的第四个春节。“不能与家乡的父母亲友团聚，多少有些遗憾，但是能与同事一起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国沟通了解，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也很自豪。中国春节，正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展现中华文化的良好契机。我们在匈牙利举办一系列春节节庆活动，既能让当地华侨华人、驻外机构人员、留学生等海外中华儿女感到家的温暖，也能让更多当地民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好。”
过去一年，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17场活动，参与人数超过300万人次。在清明、端午、中秋等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心还推出了许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和互动；精心打造的“中匈艺术对话”“天宇在中国”等精品栏目，也深受匈牙利民众喜爱。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匈牙利在华留学生群体的力量，借助新媒体手段，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谈起新一年的工作计划，金浩和同事们有很多设想，“希望在未来打造更多的文化精品栏目，向匈牙利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示当代中国的风貌，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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