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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渐浓，猪肉、鸡蛋降价，菜价继续“亲民”******
【烟火人间看中国】年味渐浓，猪肉、鸡蛋降价，菜价继续“亲民”
中新网1月6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各家各户也准备采购年货。
当前猪肉、鸡蛋价格怎么样，蔬菜价格是否“亲民”，中新财经记者近日前往北京多家超市、菜市场，感受了下“菜篮子”价格。
猪肉价格坐“滑梯”
“前几天买猪肉，发现猪肉价格降了点，瘦肉每斤还不到20元。”在北京生活的小玉表示。
如小玉所说，记者4日前往北京西城区某菜市场，卖猪肉的商贩也提到，近段时间，猪肉价格有所下降，“现在猪肉前后尖价格17元一斤，五花肉有两种，分别是每斤22元和20元。”
在西城区某超市，猪肉价格比上述菜市场稍贵些，价签显示，前后尖价格19.8元一斤，五花肉价格25.8元一斤。而在北京丰台区某大型超市，精品前后尖价格为18.98元一斤，精品小里脊价格29.98元一斤。
图为北京丰台区某超市猪肉区。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不只是北京，多地居民亦反映猪肉价格下降。“最近买的五花肉每斤18.9元，后肘肉每斤18元，都比之前便宜。”山东胶州的王先生向记者表示。
“二师兄”跌价也反映到统计数据上。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年第52周(2022年12月26日-2023年1月1日)，国内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26.02元，环比跌4.8%，为连续8周下跌，同比高11.4%。
卓创资讯农业分析师李霞告诉中新财经记者，集团猪场出栏量环比增加，标猪供应充裕，同时散户抗价情绪减弱，出栏积极性提升，再加上终端消费始终未有明显改观，各交易环节人员缺失，下游接货能力进一步减弱，供需严重失衡，导致猪价持续走低。
“不过，随着南北局部地区消费陆续回暖，生猪消化速度加快，同时低价区养殖单位抗价惜售，2022年12月下旬生猪价格已触底回升，春节前或仍有一定上涨空间。”李霞称。
鸡蛋价格连续9周下降
受高成本、低供应拉动，鸡蛋价格此前持续处于高位，进入2022年11月份，鸡蛋价格也开始了“下跌之旅”。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年第52周，鸡蛋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10.99元，环比跌5.1%，为连续9周小幅下跌，同比高10.6%。
中新财经记者在上述菜市场注意到，散装鸡蛋标价6元一斤，较去年价格高位便宜了近1元。在前述北京市西城区某超市，鸡蛋价格每斤5.68元，价格较高位亦有所下降。
北京市西城区某超市鸡蛋价格。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常去超市购物的王先生也发现，鸡蛋价格比之前降了些。“现在鸡蛋市场价是每斤5.95元，搞活动时，限量2斤5.55元。”
在李霞看来，这主要由于鸡蛋需求量降幅大于供应量降幅。“虽然2022年12月物流运输比11月更加畅通，但人员流动性降低，叠加学校及部分企业提前放假，终端市场春节备货还未到来，多重因素导致需求量不及预期，鸡蛋价格延续弱势。”
李霞认为，随着春节备货临近，终端市场需求存在增加预期，鸡蛋价格在春节前或有一定上涨空间。
蔬菜价格仍较为“亲民”
猪肉、鸡蛋价格近段时间持续下行，蔬菜经历去年冬天的价格“低谷”后，近期整体价格有所上涨，但仍较为“亲民”。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2年第52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5.00元，环比涨4.2%，同比低1.2%。
以冬季常见蔬菜为例，记者在前述西城区超市注意到，白萝卜每斤1.18元，大白菜每斤0.98元，大葱每斤2.98元，土豆每斤2.88元，西红柿每斤3.58元。而在上述菜市场，大白菜价格低至0.8元一斤。
图为北京西城区某超市蔬菜区。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摄对于近期蔬菜价格上涨，李霞表示，“进入冬季，北方露天蔬菜生产结束，国内市场多依靠北方设施蔬菜供应。整体来看，冬季的人工、运费等成本上涨，对蔬菜价格有一定支撑作用。而且因运费高、车源紧张等原因，‘南菜北运’减少，或导致蔬菜量减价增。”
“随着春节需求旺季来临，预计春节前蔬菜价格指数仍有上涨几率。”李霞称，但今年南北方蔬菜种植面积高于去年同期，或制约蔬菜价格涨幅。
“菜篮子”稳价保供进行时
年关将至，近期国家层面也在部署“菜篮子”稳价保供工作。
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确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和价格平稳。要进一步压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及时做好市场调配，丰富小包装粮油品种，加强南菜北运、西果东输，合理进行储备调节，同时抓好其他重要民生商品生产和供销对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做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断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制定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预案，加强市场监测预警，适时增加储备投放。
多地也在加强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如，青海不仅计划“两节”期间投放冻猪肉404吨，冻牛羊肉524.8吨，春节期间，还确定在重点保供商超和平价蔬菜店，开展平价蔬菜、鸡蛋供应工作。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春节是我国重要节日，也是居民消费旺季，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尤为重要。从目前对各地工作的调度情况看，各大中城市普遍制定了保供稳价应急预案，成品粮油、猪肉、北方冬春蔬菜等储备较为充足，保供稳价工作基础扎实。(完)
东西问·深问丨庞军：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气候变化陷阱”？****** 中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 题：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气候变化陷阱”？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 作者 徐雪莹  气候变化是否为西方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碳减排确实会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为代价。近年来，美国更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为由，曾退出《巴黎协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双碳”进程何以同经济发展“双轨并行”？又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 “这些年，中国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推行低碳理念同样能带来更多商机。中国通过双碳“1+N”政策体系、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立健全碳定价等市场机制作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大碳捕获碳吸收技术开发利用等综合举措，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完成“双碳”目标，贡献国际环保事业。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其降碳举措和西方相比有何不同？ 庞军：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美国从2007年到目标2050年间隔43年，欧盟为71年，中国承诺实现的时间只有30年。 在碳减排上，中国如今面临的一些困难，是西方当年所没有的。西方提出减碳计划时，基本已走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结构转型较为彻底，很多高污染、高耗能、高碳排放行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国由于人口、产业、技术等因素，加上国际产业分工的一些阻力，难以通过产业转移来减碳。同时，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主导的化石能源为主，碳减排任务更艰巨。 虽然只有30年时间，但中国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体行动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立足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大力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GDP碳排放量，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跻身世界前列，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居全球前列、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崛起，都利于减碳。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无人机照片)袁宏彦 摄其次，在顶层设计上，中国提出双碳“1+N”政策体系，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对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不同行业，针对重点领域出台碳达峰实施方案，梯次有序开展碳达峰行动。 再次，同西方相比，中国采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办法。即在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加大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力度。 最后，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相比于西方国家碳市场的体量更庞大。未来可以利用全国统一碳市场，纳入不同行业，通过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碳税、可再生能源配额、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等措施，形成针对高耗能行业的有效减碳手段。  线路工人在安徽省淮北袁庄境内进行晋北-南京工程±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施工作业。该工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通道之一。王文 摄中新社记者：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下，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欧洲国家持续面临“油气荒”。这会否延缓各国迈向“双碳”的步伐？对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有何影响？ 庞军：从短期来看，欧盟大量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资源，乌克兰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欧盟的低碳转型战略。 欧洲难以获取俄罗斯天然气，又即将面临冬季采暖压力。此时能源安全显然更优先于低碳与能源转型。为解决冬季采暖等能源需求问题，德国、意大利等国可能会重启燃煤发电，或延缓燃煤电站关闭时间。这甚至可能影响到欧盟在2030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5%的目标。 从长期来看，各国最终还是会向低碳方向迈进。若乌克兰危机持续，欧洲可能会重新考虑其能源转型路径。一会设法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加大能源供应多样性。二会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如加快开发太阳能、氢能等能源。 对于中国能源转型，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影响没那么明显。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电为主，区别于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反而有更多的清洁天然气可以供给中国，有利于中国增加清洁能源。但乌克兰危机对欧洲能源的影响也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启示，过度依赖国外能源资源，会令本国能源安全存在隐患。  2022年10月，天津LNG接收站二期项目有序进行中，确保5#、6#储罐供暖季前投用。中新社发 王军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减污降碳仍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双碳”行动中会采取哪些措施保证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国能源转型道路何以同经济发展相协调？ 庞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国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要保证能源安全，必须充分认识到煤炭在中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保证煤炭持续稳定供应。同时，把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要抓手。一方面，对煤炭企业采取适当措施，在清洁能源利用技术上给予适当支持，促进其技术升级。另一方面，重视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亦然。“双碳”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因为追求“双碳”目标，就对碳排放高的重要行业“一刀切”，而要挖掘、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 当下，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能源转型同经济发展相协调，须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促进能源多元化，加大对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些都有赖于技术支撑。因此，还需不断开发新能源、节能增效等技术，通过技术挖掘转型潜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能得到持续供应。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境内的茨河(黑河)水系与设立的风力发电装备相映衬。王彪 摄同时，经济发展也是能源需求重要的驱动因素。能源需求通常会伴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但经济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发展高新技术、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进程。 中新社记者：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分工、经济发展、碳排放水平等方面差异明显。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何不同？全国碳市场的设计如何考虑省际碳公平问题？ 庞军：中国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特别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较突出，重工业、化工业占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往往依靠外部供应能源。 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才能在全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使各区域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形成区域间协同分工。 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和技术创新，发展外向型经济，如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数字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中部地区重化工业比例相对更高，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向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推进第三产业发展。西部地区未来可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重要基地，为其他地区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 其中有一点尤为重要，即防止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不能说东部地区要发展，就将污染产业转移至西部；西部地区为提升GDP，就把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承接过来。 全国碳市场设计也应考虑到省际贸易问题。省际贸易中，能源产业较密集或重化工业所占比例较高的省份，往往会为外省承接一部分碳排放；经济发达且产业结构中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省份，则会将部分碳排放转移到外省。 因此，为解决省际碳公平问题，首先要充分考虑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性，科学界定各省碳减排责任。对于高耗能省份，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发放要有所倾斜。配额过于宽松，起不到约束作用；过紧又会给这些省份的产业带来很大影响。因此，碳配额应当适度，并给予调整空间，让各省份有时间逐步调整能源结构。 其次，从长远来看，真正的功夫应下到碳市场之外，即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帮助高耗能省份尽快升级改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例如，通过适度的碳配额拍卖筹措碳减排资金，用以支持传统省份进行节能改造与产业技术升级，缓解因省际分配效应而加剧的地区不公平。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世界减碳历程有否可参考的经验？中国这场“双碳”变革又能为国际环保事业带来什么？ 庞军：发达国家在减碳历程中，通过立法引领、财税刺激、科研指导等手段，促进企业减排降污，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发展。同时，向民众推广低碳文化、低碳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低碳、清洁能源的良好风气。其为全球减碳做出的各项有效举措值得借鉴。 中国“双碳”变革必将为国际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一则，中国作为目前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对全球减排的贡献毋庸置疑。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新能源发展，进行低碳变革，为世界环保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则，让世界看到中国践行“双碳”理念。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行动措施中获得经验借鉴。同时，形成示范效应与国际减碳风气，给部分消极国家带来压力，倒逼其推进减碳事业，最终促进全球减碳。  航拍塞罕坝千年秀林。(无人机照片)韩冰 摄最后，中国推行低碳还能带来更多商机。例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等，均涉及数字化改造。这意味着部分企业在新领域的商机，也有助于加速国家新能源技术创新，甚至带动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为经济与生态带来双重增益。(完) 受访者简介：  庞军，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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