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新”“老”港澳委员齐议政:远距离更易产生“新鲜感”******
中新网呼和浩特1月12日电 题:内蒙古“新”“老”港澳委员齐议政:远距离更易产生“新鲜感”
中新网记者 乌娅娜
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来自港澳地区的政协委员积极为内蒙古的发展建言献策,而他们中有今年第一次履职的“新委员”,也有参加过多届会议的“老委员”。
尽管港澳地区与内蒙古南北相隔,但与会委员纷纷表示,远距离更容易产生“新鲜感”,有更多合作的机会和可能。
“我今年第一次担任政协委员,已经安排好在本届政协会议闭幕后走访一些创业孵化企业和高校开展调研。”魏立新是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的董事,他把“促进内蒙古与澳门创新创业合作”写进了自己的提案当中。
魏立新介绍,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为当地的青年创业者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还举办创业活动、论坛等,为青年人提供了优质的创业环境。
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已“北上”与内地多地开展了合作。“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澳门青年与内地青年合作创业成功率更高,这一模式也可以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复制。”魏立新坦言。
内蒙古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而澳门也被赋予“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两地在创新创业环境上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和资源,可以建立恒常的沟通机制,共享两地创业资源,共同为有志于拓展的创业青年提供服务。”魏立新说道。
时隔三年,香港委员许美娟再次来到呼和浩特参会。“虽然三年没有过来,但是我们一直利用网络履职,通过政协云平台,参与线上读书会,进行线上考察,能够及时了解内蒙古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
凭借冬奥会的余温,许美娟也看到了内蒙古发展冬季旅游的潜力。她介绍:“香港民众其实很热衷于冬季旅游,但大多都会选择国外,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内蒙古的冬天有多么美。希望内蒙古好好把握冬季旅游资源,进一步宣传,让更多香港民众亲身感受冬天的内蒙古。”
在她的提案中还提到,内蒙古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道地中药材品种,但由于种种原因,内蒙古中药材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香港有着中药材先进的科研体系、国际化市场营销体系和雄厚的资金优势。两地共同发展中药材产业的前景广阔。
来自香港的吴葵生是内蒙古政协的“老委员”,在看到新一届年轻有为的港澳委员时,他很欣慰,但同时也告诉他们:“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不是会上说两句话就可以,一定要多考察、多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提案才能更加精准,才能真正反映社情民意。”
吴葵生早已把内蒙古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说:“觉得内蒙古很遥远,是因为不了解,远的不是距离,而是心。港澳委员就是要做好桥梁纽带的作用,增进相互了解的同时,为内蒙古与港澳地区乃至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传递更多信息和理念。”
对此,吴葵生建言,建设蒙·港澳经贸文化合作交流信息化平台,为内蒙古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和内蒙古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提供服务。(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