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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双顺差 2023年跨境资金流动将更稳定******

　　本报记者 刘 琪

　　1月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公布2022年12月份及全年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按美元计值，去年12月份，银行结汇2092亿美元，售汇2022亿美元。2022年1月份至2022年12月份，银行累计结汇25709亿美元，累计售汇24635亿美元。

　　按美元计值，去年12月份，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9亿美元，对外付款5048亿美元。2022年1月份至2022年12月份，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62517亿美元，累计对外付款61753亿美元。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展望2023年，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但国内经济有望总体回升，我国外汇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稳定。

　　近期外资参与境内证券市场

　　保持活跃

　　王春英表示，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全年总体均衡，主要有几方面特点：第一，全年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均为顺差，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2022年，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支顺差规模分别为1073亿美元和763亿美元。近期，在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下，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更趋平稳，2022年12月份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均为顺差，分别为70亿美元和231亿美元。综合考虑其他供求因素，2022年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基本平衡。

　　第二，外汇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市场交易理性有序。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远期和期权市场反映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相关指标变动幅度可控，没有出现持续较强的单边走势，说明市场主体汇率预期保持总体稳定，市场主体结售汇和涉外收支行为理性有序。市场主体结汇意愿基本平稳，总体保持“逢高结汇”的理性交易模式。

　　外汇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结汇率(即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67%，较2021年提升1个百分点。企业积极使用自有外汇对外支付，持汇意愿较为稳定。2022年11月末，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境内外汇存款余额6396亿美元，较2021年末下降562亿美元。

　　第三，货物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资金流入发挥了稳定跨境资金流动的主导作用。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创历史新高，较2021年增长45%，体现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韧性。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金项下资金净流入保持较高规模，显著高于疫情前2019年水平；另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1月份至2022年11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7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巨大消费市场对外资吸引力仍然较强。

　　第四，近期境外投资者持续恢复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据外汇局统计，2022年12月份，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分别为73亿美元和84亿美元。从最新的市场数据看，近期外资参与境内证券市场保持活跃，2023年1月份上半月净买入境内股票、债券合计约126亿美元。

　　外资将继续稳步投资

　　我国证券市场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2022年我国外汇收支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王春英表示，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经受住了考验，人民币汇率在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相对稳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更趋均衡，这主要得益于两大支撑因素，表现为两个“韧性增强”。一方面，国内经济尤其是涉外经济发展韧性增强，国际收支稳健运行得到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外汇市场韧性增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对于2023年我国外汇收支形势，王春英认为，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但国内经济有望总体回升，我国外汇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稳定。

　　“国内经济基本面是稳定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王春英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优化疫情防控、稳经济增长等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2023年我国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主要国际组织等机构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我国可能成为唯一呈现经济增速回升的主要经济体。同时，我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也将继续为跨境资金流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近期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数据回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紧缩节奏可能有所放缓，相关溢出影响将边际减弱。

　　“2023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主要影响渠道有望更趋平稳。”王春英表示，一方面，经常账户将保持合理规模顺差，继续处于均衡区间。货物贸易项下，随着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区域贸易合作的持续推进也有助于提升货物贸易产品竞争力、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及发展跨境贸易新业态，我国货物贸易有望保持较高规模顺差。服务贸易项下，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尤其是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将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另一方面，资本项下跨境资金流动有望更加稳定。王春英表示，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保持稳步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合理有序，直接投资将总体延续顺差格局。近年来我国外债结构优化，企业跨境融资波动性降低，未来仍会延续平稳走势。在我国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以及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凸显等因素支撑下，外资将继续稳步投资我国证券市场。(证券日报)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